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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棉白血红:一朵小小的棉花是怎么样去搅动世界风云
 
发布时间:2017-08-22 08:46:17 作者:尹敏志
 

棉花这一植物在世界经济的每个阶段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曾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、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变迁。棉花帝国的历史也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与全球扩张的历史,对棉花历史的书写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国家、组织在全球贸易中角色的认知呢?

1. 公元11世纪之前,欧洲几乎没人见过棉花

从铜器时代到中世纪,那里的人们就一直穿由亚麻、兽皮或羊毛织成的衣物,进口的棉布非常罕见。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中,棉花是如此遥远神秘,以至于人们认为它是长一种动植物杂交体“羊树”上的:白天,树端结出的棉羊在阳光下静静生长;夜幕降临后,枝条便垂向水边,花萼里的羊啜饮清水——正如甘地后来所言,当印度人开始用棉花织布时,欧洲人“还生活在野蛮、无知和荒芜之中。”

但在说这句话之时,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棉花工业已控扼全球,包括殖民地印度。在甘地和国大党看来,洁白的棉花此时已经成了英帝国主义的象征。它把印度变成低端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,压制民族工业,甚至威胁着印度人民的生命:单是1870年代的国际棉花价格暴跌,就造成近八百万棉农“像苍蝇一样”地饿死。所以在领导“非暴力不合作”运动时,甘地始终披着粗糙的印度土产棉布,且随身携带着传统纺纱机,一有空闲就坐下织布。木头构件发出的吱嘎吱嘎声,犹如全民族的控诉。

棉花不同于粮食、烟草或蔗糖,其人均消耗量可以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无限增长,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封顶的。所以从11到20世纪初,无论东方还是西方,纺织可以说都是最重要的工商业之一。1780年以前,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。但随后两百年,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却反客为主,不但迅速从进口国变为倾销国,还借机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,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。这个戏剧性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?

自从十五年前彭慕兰(K. Pomeranz)提出中西近代“大分流”理论以来,大量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和量化方法,对这个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。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贝克特(Sven Beckert)的新书《棉花帝国:一部全球史(Empire of Cotton:A Global History)》也是在彭氏框架下,从一个全新角度切入。与最近新文化史、环境史、经济史兴起的史学趋势相契合,这本书通过追溯棉花的历史,指出西欧实现弯道超车,最初靠的其实并不是自由市场,而是武力和国家干预。

2.棉花种植起源:南亚、东非和美洲中部  

西汉初年,它由印度传至中国,但尚未大面积种植。直到元代,棉才取代丝绸和苎麻,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衣纤维来源。欧洲人接触棉花则晚至12世纪,十字军东征控制了中东的部分棉花产地后,意大利北部米兰、威尼斯等地率先开始有了纺织厂,此后在德国也零星出现。但不久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,却再度切断了欧洲人的棉花供应,意大利和德国的纺织业随之一蹶不振。

16世纪初的大航海运动给了欧洲人绕过强大的奥斯曼帝国,重新获取棉花的机会。1600年,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,此后荷兰也成立了类似机构。这里的“公司”一词与其今天的含义存在区别,带有某种高压统治色彩,即通过武力征服占领港口的方式,把贸易网络扩展到亚洲、美洲和非洲。尽管如此,这一时期欧洲人获得棉花最终还是得靠偏高的收购价,依赖在地代理商,影响力限于港口,无法渗透到内地。原材料的致命短板,导致这一时期的欧洲棉布连保证国内市场都有困难,更不要说争夺国际市场。

1780年,美国南方开始使用黑奴种植棉花,世界棉花产业迎来关键转折点。1802年,美国就成了英国最大棉花来源国。除了三角奴隶贸易外,美国棉花的低价还来源于某种“后发优势”:南方大种植园一开始就是出口导向型,实行集约化生产。殖民者选择最好的棉种,建起发达的陆路和运河系统,源源不断地把棉花运至大西洋东岸。与之相反,中印两国的棉花则始终实行小规模家庭化生产,以供应国内为主,运输成本高昂,很快被排挤出国际市场。

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,西欧是凭借着国家和资本的同盟打败中印,经济层面的优胜劣汰,只是其表面现象罢了。贝克特指出:“我们通常以为资本主义始于178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,但其实在机器和工厂出现之前,16世纪已经早已有了战争资本主义。”之前的“大国崛起”派史学家倾向于划分英荷模式与日德模式,认为前者来源于资本“自发的”发展,后者则更多地由国家主导。但是贝克特却指出,在英国从战争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,利维坦式国家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:“工业革命的成功,极度依赖于国家预先缔造的框架,正是在这个框架下,产业才得以发展。”

在这里,作者用“战争资本主义”(war capitalism)来替代之前学术界惯用的“贸易资本主义”(mercantile capitalism),因为这一时期棉花帝国建立的秘诀,绝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的契约和市场,而毋宁说是血与铁,是民族国家,是主奴关系。前近代时期,政府管得太少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。在工业革命之前,相对于西欧政府,明末中国虽然对商人的干涉较少,但主动为其创造的机会也更少,结果限制了商业的进一步扩张。

3.奴隶种植园的管理方式影响欧洲的棉纺厂

如同美国独立战争反哺了法国大革命一般,奴隶种植园的管理方式后来也影响到了欧洲的棉纺厂:“对于如何大规模地调动工人,资本家们只有一个参照物:美国南方的种植园。”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,工人若擅自离职,会因违反合同法而被送入监狱。为了对付工会,光荣革命的成果人身保护法(Habeas Corpus)在1795年被暂时废止,规定集会人数只要超过五十,警察就可任意实施逮捕。最激进的工人则被公开绞死,或流放澳大利亚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所描述的工人恶劣生存状况,本质上是新大陆舶来的主奴关系,盖过了欧罗巴公民的自由传统。

但历史的进步,往往正是由黑暗力量所推动,尽管这怎么看都像个危险的悖论。中国在近代被西欧甩开,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拥抱战争资本主义,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色彩保留得太多——明末棉厂的工人还能保留若干耕地,不做工还可种田;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民除了被剥削,就只能等死。江南外出劳动的主要是男青壮年;英国棉厂则大肆招募女工和童工,因为他们更廉价且无力反抗。明末所谓“资本主义萌芽”最终没有开花结果,固然有重农轻商、资源限制等各方面的原因,但“血红”野蛮力量匮乏也很关键。

华南学派创始人傅衣凌这样概括中国的资本主义:“在相当时期内,死的拖住活的,所以其发展形态并不成熟,而长期地缓慢地前进着。自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,始终没有力量战胜封建社会,获得取而代之的地位。”但如果我们跳出唯西方发展模式是瞻的视角,与印度、埃及、奥斯曼帝国等做横向对比,就会发现其实中国这种情况才是“常态”,西欧反而是“变态”。

波兰尼(Karl Polanyi)曾批判亚当斯密(Adam Smith)“看不见的手”理论,认为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一个“乌托邦幻想”,从未在历史中真正存在过,“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,计划却不是。”贝克特这本四百多页的巨著,可以说为波兰尼做了最好的注脚。在工业革命前后,太自由放任,太“自发性秩序”(F. A. Hayek语)的市场最后大多是孱弱无力的。当时的欧洲人也深谙此道,虽然他们到处以“自由贸易”为借口开拓市场,但一旦有需要,就会毫不犹豫地求诸国家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。

4.美国南北战争期间,棉花帝国迎来巨大危机

1861-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,极度依赖奴隶制的棉花帝国迎来巨大危机。棉花价格的猛涨导致工厂纷纷关门歇业,英国四分之一人口受其影响。此时《经济学人》(就是今天那份著名的The Economist)杂志,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坚定鼓吹者,也转而赞成由国家出手,把印度改造成新的原材料主要供应地,并辩解道:“国家不会干涉供给与需求过程,而只是创造条件,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。”极端自由派国会议员科布登(Richard Cobden)也大变脸,更直白地表示在这个问题上:“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不适用的。”

当时全球最大的棉花贸易港口利物浦,则是最支持美国南方的欧洲城市。棉厂主不但暗地运送军火、提供贷款给蓄奴州,还向英国政府施压。当北方胜利的消息传来,他们一度觉得大势已去:“没有了皮鞭的驱使,黑人还会拼命干活吗?”获得自由的奴隶,也迫切希望能分得土地。然而随着林肯的被刺,这些都没有发生。在战争结束几年后,前奴隶们大部分还是干着和战前类似的活,只是身份换成了佃农,而且身边多了些赤贫的白人。压迫仍然存在,只是方式变了:“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,美国棉农依然生活于极度贫穷之中,既没有话语权,也没有政治权力。”

贝克特由此感叹,资本主义和压迫一样,“有极强的适应能力。”这种依赖契约,而不是人身依附的地主-佃农关系,更符合现代法律和伦理,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适用。南北战争的意外结果,就是从反面刺激了棉花帝国的扩张。对“棉花荒”心有余悸的资本家们满世界地寻找新的产地,于是渗透进内陆,挤出在地代理商,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棉花。全球棉花期货市场渐渐形成,棉农从此成了板上肉,彻底丧失了议价权。棉花工业巨大的利润空间,还吸引了新兴国家加入殖民地争夺战中:日本控制了朝鲜,德国控制了非洲南部,俄国控制了土耳其。到了1905年,棉农总数已上升至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一,棉花工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。

5.甘地及国大党并非棉花帝国的唯一挑战者

二十世纪初,甘地及国大党并不是棉花帝国的唯一挑战者。由于吸纳的劳动力最多,生产方式最集中,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,在各殖民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浪潮中,棉花帝国是最显眼、首先要攻破的巴士底狱。在俄国1905到1919年的革命过程中,纺织工人都是中坚力量。而在中国,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,就是上海的日本棉厂主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。在这以后,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,有了北伐,有了国民政府统一全国。

相对于落后国家暴烈的革命,欧美的工会斗争和平得多,其结果对工人也颇为有利:一边是日工作时间的不断下降,一边是薪水的持续上涨。但正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,西欧棉花帝国开始从内部解体。一战之后,英国的棉布产量已直线下降。再经过50年代殖民地的独立,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、兰开斯特等地,到处都是废弃的纺织厂和游荡的失业工人。1963年,曾经如日中天、试图改变美国内战进程的利物浦棉花联合会拍卖了所有家具,棉花帝国的最后一抹余晖,也终于消失了。 

  文章来源:中国棉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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